从六十年代起，许多国际组织都在对南非施加压力，设法使其放弃种族隔离政策。1962年联合国向会员国建议不要在南非投资，翌年敦促各国不再帮助南非制造军用飞机、战车和军舰。1974年联合国宣布中止南非在联合国大会中的席位，1977年宣布对南非实施武器禁运。南非的体育团体被禁止参加奥运会和大多数的国际比赛，几乎所有的非洲国家都不允许南非航空公司的客机降落或飞越其领空。

然而这些措施一点也没有损及南非的经济潜力及其军事力量，而且也没能得到认真执行。甚至许多非洲国家也在不顾联合国的制裁，偷偷和南非做生意：肯尼亚购买南非的玉米，说这是从莫桑比克进口的；赞比亚购买南非的牛肉，说它来自博茨瓦纳；加蓬购买南非的建筑设备，说这是从欧洲进口的；扎伊尔50的粮食来自南非，津巴布韦80的外贸是和南非进行的，莫桑比克的马克思主义革命政权则聘请南非工程师来维护其港口和铁路。南非的各个邻国每年为其提供18万人以上的季节性劳工。

在南非白人社会中也有一些温和分子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主要是英国血统的居民。但他们只占南非白人人口的40。占多数的南非荷裔白人并不愿妥协。他们在二战后获得了南非的政治权力、并推行种族隔离措施后，导致国际社会对南非逐渐疏远。

另一方面，南非国内外势力用武力推翻白人政权的尝试也多次以失败告终。南非有一个高效运作、高度有效的情报组织和治安体系。南非每年把将近20的预算用于国防开支，其军队纪律严明、技术熟练，由9万正规军人和26万后备役军人组成，既有白人也有黑人，但90的军官是白人，而且兵营实行种族隔离。南非陆军是世界上机动性最高、自给能力最强的军队之一，美国在越战中需要7名后勤人员来支持1名在前方作战的士兵，南非在安哥拉战争中只需1人。南非还拥有完整的军工体系，是世界上第十大武器生产国，能够生产飞机、导弹、战车，甚至有能力来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1976年6月16日，约翰内斯堡的索韦托爆发大规模黑人起义，并迅速蔓延到南非其他城镇，超过500名黑人被南非军警杀害。1985年7月南非政府宣布在36个黑人居住区实行紧急状态。翌年6月12日，即索韦托事件十周年前夕，南非总统博塔宣布把紧急状态扩大到全国，到1987年又决定把全国紧急状态延长两年。南非的20万黑人矿工在这一年举行总罢工，对南非经济支柱之一--采矿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由于冷战正在趋于结束，长期支持南非、视其为对抗苏联和古巴的“自由世界堡垒“的美国，也逐渐转变了对南非国民党政权的态度，美国公司开始从南非撤资。一度曾骄傲地“独自对抗世界“的南非从此沦为真正的孤家寡人。

1985年元旦，南非总统博塔在南非国会发言时，表示政府愿意释放非国大（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nationalngress，anc，现为南非执政党）领导人曼德拉，条件是曼德拉发誓今后放弃使用暴力斗争来达到政治目的。此时曼德拉已经从条件恶劣的罗本岛监狱转移到了条件较好的普尔斯莫尔监狱。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南非政府又采取了一些软化种族隔离的措施：废除《通行证法》，允许黑人工会组织合法存在，允许黑人在市区永久居住，并承认其财产权。国民党内强硬的种族主义分子反对这些让步，但博塔对他们说，南非白人“要么接受（改变），要么灭亡“。1987年博塔下令把曼德拉转移到一处条件更好的农场，有四间卧室和一座游泳池。博塔在这座农场里与曼德拉举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取消南非种族隔离制的前景。

此时南非白人政权仍然掌握着实力强大的军队、警察和保安机构，再加上苏联等国家减少对非国大等南非黑人武装力量的资助，黑人无法以暴力斗争推翻政权。另一方面，由于美国的政策转变，南非白人政权继续压制黑人、实行种族隔离政策的成本已经变得越来越高。对于种族隔离的南非来说，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南非必须进行一次彻底的变革，使它转变为一个融洽的多种族社会；如果这种变革要通过暴力方式来进行，那么它对非洲大陆和整个世界的影响都会是一场大灾难。

在曼德拉出狱之前，南非国民党与非国大领导人姆贝基等人的政治会谈早已持续了很长时间。接替博塔出任总统的德克勒克对国民党内部的保守分子说：“我们当然还能执政五到十年，但那是毁灭之路。和谈的时刻已经到来“；而非国大也认识到转型比革命更为现实可取，解决种族问题不能简单的靠驱逐白人，因为后者掌握着建设国家所必需的知识和管理技术。曼德拉在回忆录中说，“军事胜利即使有可能，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双方在没有必要的冲突中使成千上万的人牺牲生命，这是毫无道理的。暴力决不是解决南非问题的最终办法。“正是在这样的认识下，德克勒克在1990年2月2日南非国会开幕式上发表讲话，表示将终止对非国大、泛非大会、南非共产党等反种族隔离组织的禁令，并表示将无条件释放曼德拉，恢复新闻自由，并取消死刑。在这次讲话9天之后，曼德拉终于获释出狱。1991年12月20日，南非举行首次“民主南非大会“，包括国民党和非国大在内的17个政党组织签署了“意向宣言“，承诺建立一个没有种族歧视和隔离制度的新南非，并明确了南非新宪法的指导原则：尽力弥合过去造成的社会对立，实现国家的的民主转型。1993年非国大与国民党达成了大选后共享权力的双边协议，同年制订了南非的临时宪法。1994年4月南非举行大选，曼德拉当选总统，德克勒克成为副总统。这一天后来成为南非的公众假日，被称为“自由日“。

就南非取消种族隔离、实现政治转型的过程而言，曼德拉、德克勒克等人功不可没，而被认为是种族主义象征的博塔也能够认识到大势所趋，并顺应时代的潮流，也可以算是政治家中的佼佼者。德克勒克的另一项令世人惊讶之举是在1989年下令终止了南非的原子弹计划。已经组装完毕的6枚原子弹和正在组装的1枚原子弹都被拆卸分解。这也和当时南非周围政治环境的变化--1988年安哥拉内战的结束，以及南非政府决定承认纳米比亚独立--有关。放弃原子弹被认为是“白人南非“与黑非洲世界和解和改善关系的一个重要信号。此外，当时南非已经启动了种族和解和谈判进程，不愿意让黑人政权掌握核武器，恐怕也是执政的国民党高层领导人和南非军队的一个考虑因素。

讽刺的是，对于那些顽固的白人种族主义者来说，1994年之后南非发生的社会变化似乎证明了他们之前宣扬的一些种族主义理论。自从非国大执政以来，腐败问题、高犯罪率问题、艾滋病问题都严重困扰着这个被美誉为“彩虹之国“的国家。种族隔离制度结束后，非国大制订了向黑人倾斜的《公平就业法》和《黑人经济振兴法案》，要求黑人和“历史上曾受不公平对待“的族群获得南非境内各银行和公司至少251的股份。然而南非经济增长速度并因此加快，失业率反而有所提高。白人遭到“反向种族歧视“，不少政府部门和公司根据“公平就业法“大量解雇白人员工，招收黑人，而这些被招募者甚至不知道如何启动电脑，整天只知道踢球和跳舞。南非政府将从白人农场主那里获得的土地分配给黑人，其中90遭到抛荒。大量白人企业遭到政策的打击，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南非的经济恶化趋势。

执掌新南非政权的非国大领导人贪污腐化现象非常普遍，在“透明国际“列出的85个腐败国家黑名单中，南非名列第32位。由于无力恢复经济、提高就业率，整个国家的社会对立和社会冲突情况越来越严重。生计无着的贫穷黑人使得犯罪率不断上升，导致南非的强奸和谋杀犯罪率高居世界第一，甚至连前总统德克勒克的前妻都在2001年被人杀害在自己的公寓里。由于社会形势紧张，许多拥有资本、知识和技能的白人精英，如医生、工程师、教授、会计、熟练技工等，纷纷移民到北美和欧洲国家，南非白人的比例从1994年的142降到了2009年的92，留在南非的大多是无钱无技能、无法移民欧美的贫穷白人。南非曾经一度领先的计算机、制药、航空航天、军工技术和机械制造业都出现了衰败的现象。

在八十年代，一些反对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非洲政治家曾经承认，不管南非的制度如何不道德，但人们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南非白人在非洲建立了一个最有成就的国家。南非的农场、工厂和矿山生产了那么多的产品，它的城市运转得那么井井有条、富有效率--这些都是非洲国家应当仔细探讨的成就。南非作家艾伦·佩顿在他的著作《哭吧！亲爱的国家》中这样说：“＇在我内心有一大恐惧＇，一位黑人牧师说，＇有朝一日，当他们转向慈爱时，他们将发现我们已经转向仇恨。＇“有了葡属莫桑比克、葡属安哥拉、以及罗得西亚（津巴布韦）等前车之鉴，南非的白人逐渐意识到抗拒历史的潮流是枉然之举，如果在不可避免的暴力到来之前，在宽厚和灭亡之间作出选择，那么应当选择宽厚。但是在建设一个真正的和解、宽容的新南非的道路上，需要黑人与白人双方的共同努力。从现有的发展趋势来看，南非今后恐怕还要面临更多、更关键的选择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