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除隔阂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坦诚相待，想着这娘俩和以前那些人不同，应该不是我所担心的那伙人，所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们就聊的更多更细了。

大到我的工作，细到我的家庭琐事，我都一一如实讲给顾新娘听。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没回家，很久没和我老爹老妈聊天了，倾诉起来淋漓痛快至极，毫无保留，当然，这也仅限于一些生活琐事和那些自己经历过而无伤大雅的经历。

我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会在一个刚认识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开。

聊到最后，顾新娘停下了手里的活——估计也做得差不多了，她干脆坐下来和我聊，并点了一盏灯，因为那时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如果没有灯，房间里就更加黑了。

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扯谎，而且话语也都很平淡、实在，渐渐地，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对我的戒心。

聊到尽兴之处，老太太几乎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

最后，她终于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和我无话不谈。

我也忘了当时具体的情形，也不知从哪句话起的头，大约是通过聊天顾新娘知道了我在业余时间还热爱搜奇，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为了方便阅读，所以我整理一下，使之看起来更加顺畅。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1年，牟永年那时刚届而立之年，邓红梅也不过二十七八。

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邓红梅也是该研究所见习生，作为同事，二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对考古研究相当投入，其痴迷程度几乎让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再加上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较单纯，以至于过了婚嫁之龄很久了都浑不自觉。

那一年四月，研究所接到上级命令，组成一个考古小组随一个中央考古队进入某处进行一项科考任务。而且，任务非常紧急，当天下达，第二天便要出发。

研究所派出了一个六人小组，其中有四个专家，两个助理。这四个专家分别属于古文字、古生物、古人类、古地质四个领域，都是所里的顶尖人物。

牟永年专攻的是古生物，邓红梅专攻的是古地质。两人由于根正苗红，且对专业业务熟络而被选入。

他们是第二天晚上约十二点左右出发，随行共有十三辆军用卡车，全部以帆布罩住。

同时，还有行动禁令，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张望。

牟永年和他们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辆车，车上还有另外两名军人，荷枪实弹，同时还放了不少装备，包括武器弹药。

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行为通常都是有军人参与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时，牟永年并不感到意外。

一般情况下，科考人员外出都是配备了指南针的，但那天出发前，大家被告知，队伍行进中先由带队军官统一保管。

用意很明显，指南针在此期间是不能被使用的。

任务没有被告知具体内容及位置，极为隐秘。

那个年代，像这种任务，多问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枪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