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1453年当香料市价5-8分白银时，明廷需付7分现银，朝贡贸易已无利可图。

最后，长达三个世纪的向东南沿海的人口大迁移停止，大批人口回流内陆，浙江人口从1050万降至530万，福建人口从400万降至200万，广东人口从300万将至200万。

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北移，使向海洋扩张的压力大大减轻。

这一时期的一系列变动使明朝对海洋的兴趣减少，但缺乏刺激只是水师衰落的动因之一。

其次，明朝把资源投向其他方面。

倭寇的威胁是巨大的，但绝不是致命的，明朝的最大威胁来自蒙古高原的游牧骑兵。

洪武和永乐时代的远征，使蒙古人遭到重创，并发生分裂，但当明朝军队衰落时，他们发动了对明朝的反击。

1449年，蒙古军队俘虏了明朝皇帝并直逼京城，防范来自北方的威胁成为帝国的战略中心，因此它必然在海洋方向撤退。

大多数明朝官员们不了解水师的重要性，反而挪用本应用于水师的资源。

大运河开通后，他们把水师士兵调往运河运输粮食，水兵变成了运输工人。

沿海的士兵七成以上被派去种地，三成被派去造船，大批水师人员被调往京城修建宫殿，本应用的海防的人力被运输业，农业和建筑业所占用。

最可怕的是短视的皇帝们大量挪用水师饷银。

1425年停止海上远征所节省的经费被用来赏赐皇帝的家属。

1436年，战舰制造被大大削减，经费被用来修造皇帝的坟墓。

再次，明朝政权的腐化和地缘政治思想的落后，是明朝水师衰落的重要原因

明朝的腐化所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皇帝挪用水师饷银，宦官动用运输船队，军官克扣水兵军饷，并动用战船进行走私，都造成了水师的疲惫不堪。

同时整个明朝陷入党派之争，没有人去关心明朝的海上利益。

腐败的危害是明显的，但思想观念的阻碍，确实难以察觉的。

中国古代地缘政治思想，有两个致命弱点。

第一，缺乏海权观念，是典型的大陆性地缘政治观。

中国并不是缺乏航海传统的国家，至迟在春秋时代就有了海上运输和海军。

但却缺乏对海洋战略价值的重视，只有郑和有对海洋的战略眼光，郑和舰队的部分成员拥有海上探险精神，为此他们曾深入前人从未涉足的海域，他们实际上是进入南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的第一批航海家。

然而他们悲惨的出身注定他们的努力是失败的。

这些中国古代罕见的航海家都是备受歧视的宦官，他们的成功只能加重主流社会对航海的敌视。

明朝官僚们在1422年趁郑和远在海外之际，终于让皇帝放弃了海外扩张的企图，他们的理由是，外面的世界太大了，它让我们感到恐惧。

不久郑和被招回，舰队在海港中烂掉，它的航海资料被兵部销毁，停止建造远洋舰船，严禁海外私人贸易，将近在咫尺的制海权拱手让与他人。

海权观念的缺失造成了国防战略中的大陆军主义，从而使水师得不到足够的资源。

第二个致命弱点是半虚构的中国中心论，中国在自古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把其他国家当作蛮夷，沉醉在起初是真实的继则是虚幻的最后是伪造的世界中心地位中，不愿意了解朝贡圈外的世界。

由于落后的地理观，当时认为郑和已到达整个世界，在海上没有发现与中国抗衡的力量，因此保持水师也变得没有必要。

中国中心论所带来的文化优越感，使中国执行了一条世界主义的外交路线，尽管也有地缘政治利益和资源-贸易上的考虑，但更注重价值观的推行和文化的辐射。

这种对外战略比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文明得多，但却容易漠视本国的战略利益。

当郑和粉碎了来自马六甲海峡，锡兰和爪哇的挑战时，明帝国获得了控制这些战略要地的合法性，从而可以控制亚欧国际航路。

然而传统的怀柔政策再次导致坐失良机，否则葡萄牙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远东。

民族国家意识的缺失，造成了明朝海外利益的自动放弃。

这一切加在一起，造成一个可悲的结局，当西欧为了建立海军不惜像威尼斯银行家借贷时，明朝兵部职方司郎中刘大夏却将具有重要战略价值，历经郑和船队数十年舍生忘死才得到的航海资料销毁，而且受到明朝所有官员的称赞。

一支曾在西太平洋和北印度洋发挥过重要影响的海上力量的撤退，无疑会带来深远和复杂的影响。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也是大明海军衰落的重要原因。

中国商人早在唐宋时期便在印度洋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这种影响延伸至十六世纪。

戈雷多曾说他在印度海岸发现许多中国人的商站。

另一本葡萄牙著作说据霍尔木兹人讲中国船很多，仅一次涨潮就有4000艘中国船进入海峡。

在郑和海上远征中，通过军事威慑和和平贸易，使许多印度洋国家成为明朝的藩属，构成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

包括孟加拉，斯里兰卡，印度西南海岸，霍尔木兹，亚丁和非洲东海岸的三座城市，摩加迪沙，孟巴萨，拉瓦尔。

这些城市控制着通往西亚，东非和印度腹地的商路。

当时阿拉伯商人垄断印度洋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而葡萄牙人要到1498年才能来到，中国有一个世纪的时间控制印度洋贸易，进而使印度洋成为明明朝的内湖。

由此大明将在新航路开辟之前成为世界性海上强国，并控制海上丝绸香料之路。

西方人将没有机会建立在亚非的霸权。

但这一切都随着海上远征的结束化为泡影。

尽管朝贡贸易仍在继续，印度洋上还有许多中国私人商船，但中国已丧失了对印度洋贸易的控制。

失去强大的海上威慑力量，外国商人便不愿按官方比价买卖并接受纸币，从事朝贡贸易因此无利可图而减少。

而明明朝与北印度洋各国的外交关系也随之疏远。

同时，没有海上护航的商船队是没有安全保障的。

仅在1511年7月7日一天，便有五艘中国商船在马六甲海峡遭到海盗抢劫，他们却得不到祖国的任何保护。

将水师撤出印度洋的明朝已无力保护它的北印度洋藩属。

郑和远征结束不足一个世纪，北印度洋朝贡圈已土崩瓦解。

1511年葡萄牙占领拉瓦尔，1520年它吞并了豪巴萨和摩加迪沙，1510年他完成了对印度西南海岸的占领，1511年马六甲沦陷，1515年霍尔木兹陷落，不久它又吞并了斯里兰卡西部。

至此，除亚丁外明帝国在印度洋的属国都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

曾在印度洋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商人或被驱逐，或俯首称臣。

由于遭到葡萄牙人的重税盘剥和海盗掠夺，中国商人在印度洋上处于不利地位。

尽管葡萄牙人在印度洋贸易中没有任何用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和航运能力，但依靠海军优势依旧获得巨额利润，占其国际贸易总利润的80。

对此明朝不仅无所作为，简直一无所知。

当马六甲沦陷后，它只能发布一道诏书，命令葡萄牙撤退，令泰国出兵，因为大明这个时候在印度洋已无一兵一卒。

北印度洋朝贡贸易圈的崩溃使七次远征，三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中国丧失了成为世界性帝国的机会。

而且使当地人民成为葡萄牙的奴隶，遭受残酷的殖民统治。

作为唯一能阻止葡萄牙的东方帝国，中国不但没有负起保护者的责任，而且丧失了海上的军事屏障和贸易通道，而这是中国成为全球性强国的最后机会。

东南亚势力范围的萎缩也是大明水师衰落的一个原因。

相对来说，北印度洋朝贡圈实际上只是一些沿海城市，中国除了得到文化优越感外，便只能得到长颈鹿，珍珠和生姜了。

这些港口城市的价值在于他们是印度洋的战略要地，控制它们将控制亚欧国际航路，而中国并非一个致力于海上扩张的商业殖民帝国。

东南亚对中国的意义重要得多，明帝国的主要属国大部分都在这里，全部中南半岛和大部分南洋群岛都是中国的属国。

马六甲和旧港在名义上还是中国的海外领土。

在朝贡贸易中，中国从这里得到矿产，木材，香料，黄金，珠宝和大米。尤其是从东南亚进口的锡矿石和大米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前者是制造铜钱的重要原料，后者是供给闽粤居民的粮食来源。

而通过向东南亚出口或转口，中国的制瓷业，纺织业，制茶业和造船业盈利甚巨。财富之巨，“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

除了贸易之外中国移民还在东南亚的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中国通过调节国际纠纷，压抑爪哇，泰国，越南等地区霸国，建立自己主导下的中国-东南亚体系，将东南亚纳入自己的华夷宗藩体系，从而在自己的东南方向建立了一个的巨大的战略缓冲区。

对于东南亚的战略地位，郑和曾说：“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来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一旦他国之君夺得海洋，华夏危矣。我国舰队战无不胜，可用置于扩大通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海洋。”

像郑和这样有战略眼光的人才毕竟很少，明朝不但自身从东南亚撤退，并严厉镇压东南亚华商集团，破坏了宋元以来的华商网络。

但华商转而采取走私贸易甚至海盗贸易，最终迫使朝廷放弃海禁。

同时在人口和赋税压力下，东南沿海大批居民移民东南亚。华侨在东南亚有自治地位，并拥有武装，在经济上拥有巨大实力。

“从仁宣时代积极经营南洋，南洋已成为中国一部分，无论在经济，文化政治上都为中国附庸。南洋之开化，完全属于中国人之努力。假使明朝能继续经营，等不到欧洲人的东来，南洋诸国已成为中国之领地。”

郑和的预言不幸被言中了，由于明朝水师的撤退，中国丧失了东南亚的控制权，中国舰队撤走后，越南、泰国等地区强国又以强凌弱，东南亚再次陷入了混乱局面。

“及郑和之战舰有南洋撤回，诸小国及散居各处之岛屿，亦皆立即瓦解，恢复其往昔互哄之状态”。

中国只剩下宗主的虚名，丧失了海上威慑力量，使它无力制止各藩属国之间的争霸战争，宗藩关系日益空心化，最终成为礼仪性的。

安南便曾不顾明帝国的警告，吞并了同属明藩属的占城。

韦宝的天地会治下地区，目前仅仅存在于大陆。

就像是一条巨龙的尾巴，陆地的控制区域，只是韦宝在积蓄力量。

韦宝很清楚，要想让这条巨龙成型，以至于腾飞，唯一的方式便是让巨龙出海，到更加广阔的天地去翱翔。

次日，韦宝很早就到了内阁。

平时内阁大臣们都是很守时的。

不管是阉党大臣，还是东林党大臣，不存在劳动纪律的问题。

可是今天，平时经常赶不上早朝的韦宝，却是第一个来的，这是因为他们昨天都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