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回答道。

“他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做过同样的事情。”

“这没什么稀奇的。”另一个声音说，“当时我的叔叔每天要家访十多二十个英雄家庭，整个軍世裁决会从上到下都在做同样的事情，持续了整整一年多”

“那是最悲惨的一代所有的理想主义戰士都死在了茯尔加格勒，而他们献祭生命所保护的祖国，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解体的命运”仴

“他们是最悲惨的一代么？”弗拉基米尔·阿诺德没等人回答，继续说道，“请听我说完全部的经历，再下结论。”

“好吧！你继续说弗拉基米尔，关掉全员麦克风，别给大伙回忆惨痛往事的机会。”

“1945年6月24号，默斯科举行了第二次战争胜利阅兵仪式。我和我的母亲也受邀参加了仪式，那是无比快乐的一天，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齐聚在红场，许多人热泪盈眶，那时我还不懂胜利的意义，我只知道我永远的失去了我的父亲。在第二天正式的授勋典礼上，我见到了我父亲所在的団，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人，他奔赴战场时刚刚中学毕业，叫亚历山德罗维奇。他的右臂被敌人的坦克炮弹炸掉了，左手也只剩下三根手指，作为英雄，他在上台做了演讲，跟我们说了些有关35団的事情，大概是紧张的缘故，他说得磕磕绊绊的，也没有什么激情。全都是简单的字句和词汇，没有经过任何润色。说他们奉命坚守硅酸盐工厂，到达那里的时候整个厂区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全是尸体，敌人的，自己人的，那个地方面积有多大，全是用尸体的数量来丈量的。厂区中央的办事大楼是战略要地，双方反复易手，死伤无数，大厅、走廊、每一扇窗户、每一间办公室都染满了鲜血。每天都有人站着进来，然后躺着出去，他们和敌人，就像是潮汐一样来来回回，谁也不能完全占领整个厂区。久攻不下的敌人，派上了精锐的坦克団，坦克推倒了围墙，乌央乌央的敌人在坦克的掩护下从三面向着厂区推进。他们完全处在劣势，增援上不来，只能和工人固守车间，战斗一直持续到了晚上，整个団从2500多人打到只剩下了16个人，他们被包围在了车间里，其中包括我的父亲。最后关头，我父亲呼叫了炮火支援，要求覆盖打击。为了引敌人从坦克的掩护下出来，他们假装投降，让敌人放松了警惕。在炮火降临的那一刻，他们还英勇的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即便整个叙说都干巴巴的，35団的家属们，还是都哭成了泪人。”

说话间，又是强烈的波动袭来，冬宫水母们的脑电波波动的更为剧烈。弗拉基米尔·阿诺德的三维立体投影也受到了干扰，像是突然长出了许多毛刺的数码图像，就连声音也失真了片刻。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停了下来，那模样像是因为爆炸的干扰，又像是因为一头栽进了久远的回忆之中，过了好一会，他才再次说道：“典礼结束后，他特意找到了我的母亲，说是为了感谢父亲对他的照顾，他说话有些语无伦次，叫人摸不着头脑。我当时年纪还小，不太懂事，我还是不理解父亲为什么抛下我和母亲死在了茯尔加格勒，于是我望着他胸口满当当的勋章，空荡荡的袖子、还有只剩下三根手指的左手，问到：你为什么要去到茯尔加格勒？你后悔去了吗？他连忙摇头，说怎么可能后悔。他回答得很快，脸还微微发红，看上去很是羞涩。我母亲瞪了我一眼，阻止我继续问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他问了我家的地址，就离开了。他的回答并没有解除我内心的疑惑，不过随着我长大，很快我就沉浸在了数学的世界中，对任何事都没那么在意了，渐渐也习惯了父亲的离去。而亚历山德罗维奇在那之后，被安排到国营商店当副总经理，因为英雄身份受到了额外照顾，生活的相当不错，不仅经常来我们家，给我们家送一些东西，巧克力、大列巴、熏香肠还有衣服、鞋子，还有我父亲団里的其他生活稍稍困难一点的，他也经常去，那个时候东西算不上丰富，但价格很便宜，一公斤牛肉只要2卢布，法兰克福香肠才15卢布，伏特加稍微贵一点23卢布，也就电子产品贵了点。我记得当时一个普通工人就能拿800卢布的工资，在默斯科，至少在默斯科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幸福，谁都没有想到后来会每况愈下。他结婚的时候，我和我母亲都去了，他的妻子很漂亮，是我父亲戰友的侄女，婚礼很盛大，他穿着軍礼服，胸口别满了他引以为傲的勋章。他还安装了义肢，说是軍医院为他定制的，尽管挥手有些僵硬，但勉强能用。35団阵亡英雄的家属们都去了，老师、钢铁工人、卡车司机、还有軍団领导都来了，包括克鲁契科夫將軍，大家其乐融融，由衷的为亚历山德罗维奇这个35団仅剩的孩子感到高兴，当他为新娘戴上戒指的时候，好多人都哭了，每个人都上前拥抱了他，给予了他最诚挚的祝福。没多久他的妻子怀孕了，生了个女儿。大概是生活越来越忙碌的缘故，加上我和母亲搬了家，就没怎么再见过他”

即使这电子声毫无感情可言，颜复宁仍然能听出难以排遣的痛苦与懊悔。整个会议室进入了一种难以描叙的静默状态，似乎就连那些正在运转的机器都进入了休眠，不再发出声音。

“如果说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这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故事但后来发生了一件比茯尔加格勒战役更可怕的灾难”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停顿了一下，“我们伟大的祖国，无可救药的解体了我再次见到他，是1992年的冬天，那天下着大雪，伊兹迈洛沃跳蚤市场的那些老建筑的彩色屋顶全都白皑皑白雪覆盖，显得很白，很干净。他穿着軍大衣坐在屋檐下，支着的架子上摆着軍刀、外套、軍帽、一些破烂银器、一节刻着番号的钢铁义肢还有几十块勋章，唯独那枚最贵重的红星勋章他没有摆出来，依旧挂在胸口。我停在了路边，还在思考该不该跟他打招呼，就有个人找上了他，说着地道的美式英语掏出了200美金要买他的东西，但要求连他胸口的那枚红星勋章一起。他迟疑了好一会还是拒绝了，那人又加了20美金，他还是摇头。那人便说：喂，xxxx大兄弟，不要再缅怀过去的荣光了，苏威艾已经解体了。你这些破烂留着有什么用呢？它能换来牛奶还是面包？而我给你的可是美金！美金！220美金在黑市你可以换到110000卢布。他很惊讶的说昨天100美金还只能换35000卢布，今天就变成50000了吗？那人说道明天还会更多，但明天我可不会再来这里了。除了我，没有人会买你这堆破烂。他犹豫了很久，还是叹息了一声说红星勋章我不卖，其他的东西你100美金拿走吧。那人摇头，其他的东西一分不值，我提着都嫌重，说实话红星勋章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玩意，你们的戰闘英雄那么多，市场上随便淘一下多得是，我只是看你手断了，还在这里摆摊可怜你罢了！亚历山德罗维奇喘息了几声，猛得站了起来，谁要你可怜？谁要帝国主义狗腿子可怜！你给我滚！你给我滚！我绝不会把勋章卖给你！那人愣了一下，啐了口，你们这些恩诺思贱民，邪恶的xxxx份子，活该男的当苦力，女的当技女他挥起拳头，可惜他年纪太大了，又是个残疾，被那人反手一拳揍的倒在了墙上。周围的店家有人出来看，但没有人帮助他，那些人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他挨打，甚至还有些幸灾乐祸。我实在忍不住，跑了过去，将那个人揍了一顿，混乱中也不知道谁叫来警察，那人掏出了亚玫力加护照，嚷嚷了几声，警察反而把我抓了起来。”仴

有人忍不住骂道：“cyka6лrдь（ct）~弗拉基米尔你也太软弱了，要是是我，我一定把那个亚玫力加混蛋的脑袋都拧下来。”

“说实话比起那个亚玫力加人，我们自己的人更叫我震惊。明明不过是件打架斗殴的小事，在那个亚玫力加人给警察塞了钱之后，他们直接掏出了手铐把我和亚历山德罗维奇拷了起来。他们不顾亚历山德罗维奇想要收下摊子的哀求，把我们连拖带拽拖上了车。要不是我及时亮明身份，加上刚好伊格纳基耶夫就在旁边，开车追了上来，我差点被他们拖到郊区被揍一顿。”

“我记得这个事，当时我给那些警察每人塞了20美金，他们还嫌不够，要不是我报上我叔叔的名字，没有几百美金，你不要想从车上下来。”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发出了怪异的苦笑声，“我当时万分震惊我的国家正变的如此陌生，它堕落的速度快到我难以置信。”

“那几年生存都很难。每个人都逼不得已的变成了野兽。”

“逼不得已的变成了野兽？不，那本来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游戏规则。”

“弗拉基米尔，你这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呢？说实话，我随口就能说出来七八个经历比你朋友要惨的人。那段时间每天夜里默斯科的街头都有上百人会被活生生冻死，还有人饿死，教授、工人、商店主、卡车司机你的朋友能活着就算不错了。”仴

“是啊！能活着就不错了！但有些人生不如死。”弗拉基米尔·阿诺德用电子声长长的叹息，“我请他去酒吧里喝酒暖暖身子，坐在里面时，他感慨说很久没有喝酒了，那个时候一瓶伏特加要300多卢布，价格比解体前翻了几十倍，普通人确实消费不起。我记得当时还有个案子，有人拿工业酒精兑水当伏特加卖，喝死了几十个人，可笑的是造假酒的人只是赔了点钱就算了事，一天的牢都没有坐过。”

“我也记得这个案子。我甚至知道那个卖假酒的人是谁他现在都还活得好好的。”

“继续说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故事，喝多了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所在的公司被私人收购了，嫌他是个残疾人，不仅把他开除了，还一分钱赔偿都没有给。他的房子也是公司分配的，所以连房子都被收了回去，他和妻子不得已住在亲戚家，亲戚家的条件也不是很好，两家人连维持生计都很困难，妻子靠打零工赚点钱，长时间找不到活干的时候，身上连买块大列巴的钱都掏不出来，只能靠喝水充饥。而他因为残疾什么都做不了，每天在跳蚤市场卖以前留下的旧东西。女儿找不到工作，和其他女孩一起去了德意志，至今没什么消息。我安慰了他几句，给了他些钱，留了地址给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让他有什么事情就来找我。但第二次见到他，却是两年后，他拿着那枚红星勋章恳求我买下来，他的妻子因为劳累过度加营养不良得了重病，免费的公立医院要几个月后才有病房，私立医院的钱，他根本就支付不起。他只能把那枚勋章卖了换钱，他哭着说后悔当时没有把勋章卖给那个亚玫力加人，现在220美金足够换差不多100多万卢布，如果当时卖了，将美金留到现在就够钱给老婆看病了。我眺望着家对面的那栋挂上了“花旗银行”的大厦，不知道说什么好，那里曾经是这片土地最重要的装备研究中心，现在变成了亚玫力加在恩诺思的金融中心。我给了他钱，但是坚决的没有要那枚勋章。又过了半年，他再次来找我，告诉我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没能够治好，但他还是要感谢我，请我喝酒。那天他又喝多了，流着眼泪对我说，弗拉基米尔，对不起，对不起，我对不起所有人，我撒了谎”

“撒了谎？他借着他妻子的名义骗了钱吗？我就知道会这样。”

“不，不是这样。他对我说的是四十多前年的秘密”弗拉基米尔·阿诺德摇了摇头，放低了声音，“他说：在硅酸盐工厂，当你的父亲决定投降以引诱敌人进来同归于尽时，我害怕了，所以我落在了最后面，当你父亲他们扔下枪，准备排队走出去时，我闪身躲进锅炉后面。那时你父亲和库捷波夫xx都看见了，当库捷波夫xx想把我叫出来的时候，你父亲摇了摇头，说亚历山德罗维奇还小，他本不该来这里，而是在学校里读书。我整个人都害怕的在颤抖，你父亲却走了回来对我笑了笑，叫我躲进锅炉里。当炮弹到达时，我隔着锅炉听见了他们喊杀声，在隆隆的炮火中和敌人展开了肉搏，他们的呐喊，敌人残酷而疯狂的叫嚣，每一次刺刀刺入他们身体，枪托和拳头砸在他们身上，以及子弹击穿血肉的声响我都听的清清楚楚，就连炮火都无法掩盖。我其实很想要冲出去，冲出去帮助他们，可我的身体因为恐惧动弹不了，我蜷缩在锅炉里面，抱着脑袋流泪，那个瞬间我恨透了这该死的战争，我万分后悔高中毕业就去当大头兵，我觉得我根本就不该来，我根本就不该在这里。死亡的恐惧快要把我逼疯了，直到炮弹击中锅炉，我昏迷了过去，才觉得心中一松。再醒来时，我已经在担架上，被送到了后方的战地医院。作为全団唯一的幸存者，我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可我不敢对任何人说真话，我根本不是什么戰闘英雄，我是个胆小鬼，我是个逃兵，炸我的不是敌人的坦克，是我们自己的炮弹！我回来之后为自己的行为后悔过，尤其是当看你们的眼泪时，我无数次想要对你们，对上级忏悔，可我没有勇气，我就是一个可耻而懦弱的人。刚开始我享受那些不该属于我的待遇，我会不安，再后来我学会了自我辩解，我对自己说，即使我出去，勇敢的和你父亲他们站在一起，也改变不了什么，不会影响任何结果，战争已经结束了，就让一切都过去吧渐渐的，幸福生活让我忘记了硅酸盐工厂那像虱子一样多躺在地上的尸体，让我忘记了噩梦般的坦克以及轰隆隆的爆炸和子弹雨，只是偶尔午夜梦回，还是会被暴雨般的枪声所惊醒”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闭上了眼睛，像是酝酿了一会才继续用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语气说：“我知道他们都是凡人，很长时间我都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做到那么勇敢的，终于，在今天，我懂得了那场战争的意义，每天夜里我都无比的后悔没有和他们站在一起，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我一定会和他们一样勇敢，无怨无悔的死在敌人的枪炮之中，用生命来捍卫我的祖国”

说到这里，来自宏伟死亡的震颤再次击穿海水降临，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在乱跳的电波中又停下了说话，在悠远的寂静中他凝视着虚空，仿佛透过空气看到了过去的景象。仴

“那天他喝了很多，一直在向我忏悔，而我虽然没有说，我也在忏悔，向那面红色的旗帜。分开的时候，他醉醺醺的跟我告别，把那枚红星勋章塞到我手里，对我说：我不配拥有它，弗拉基米尔，它会是射在我心上的子弹，请拿走它，拿走我让我不安的梦魇，让我得以安眠，拜托你了。”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停了下来，像是哽咽，“我不知道如何拒绝，收下了那枚曾经无比珍贵，如今却一文不值的玩意，注视着他在风雪中摇摇晃晃的走远。”

“又过了两天，我接到了电话，打电话的人告诉我，亚历山德罗维奇死在了茯尔加格勒，他在那座‘祖国母亲在召唤’的雕像之下，开枪自杀了。警察只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我的住址和电话以及他女儿在德意志的住址，但是他们无法联系上他的女儿。于是我去了茯尔加格勒，为他买了棺木，想要将他的尸体埋在茯尔加格勒战役烈士陵园，可我需要他的登记卡和勋章证书，我去了他的住所没有找到，只找到了一些无用之物。我尝试打电话寻找她的女儿，同样没有找到。不得已拜托了一些朋友，几经周折才了解到他女儿的状况，他女儿患上精神分裂症在伯林的一家精神病院治疗。我连忙赶去了那家病院，才从别人的口中得知，最开始她想要找一个正经工作，但恩诺思人在伯林找工作并不好找，更何况她的德语也不太好，因为生活难以为继，被恩诺思的黑帮骗去了当技女，她几次逃跑报警，都没有用，德意志人根本不管恩诺思人的事，她被抓了回去继续当技女，直到疯掉”

“是我的话，我会将那个黑帮的人全部杀掉！全部杀掉！”

这声音尽管是毫无感情的电子音，却让人觉得在咆哮。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缄默了好一会，才说，“我痛恨了自己很久，痛恨自己在那段时光，躲在象牙塔里以研究的名义，对周围的变化视而不见，对那些丑恶的现象保持沉默，对改革的困难畏惧不前我眼睁睁的看着我的祖国一步一步走向崩塌，我却什么也没有做，只是不断的自我暗示，总有人会站出来，结束这一切。可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再站出来，我就这样看着我们的父辈，用生命所守护下来的祖国，最终倒在了堕落之徒的手中。是！克宫里的那些叛国者才是罪魁祸首，可我们这些保持沉默的人就能逃脱罪责吗？我们是帮凶，帮着那些罪大恶极的人将祖国母亲推上了绞架也许正如许多人所说，那些纯洁的充满理想的戰士早已死在了茯尔加格勒的冰雪之中。他们伟大，而我们我们不过是一群逃避现实苟且偷生活在玻璃罐子里的可怜虫”他转身看向了身后那一排排大脑罐头，“所以谁才是最悲惨的一代？”

没有人回答弗拉基米尔·阿诺德的问题。只有一行行电子屏上的脑电波图剧烈的波动着。仪器顶端的红色警示灯在快速旋转，明灭不定的红光，一遍又一遍晕染着玻璃罐中那些疯狂舞动的白色大脑，极为诡异，又极为震撼，像是来自地狱的鬼怪，渴望着痛饮凡间的血。

但这里只有海与寂静。仴

以及壮丽死亡自远方传递来的颤栗。

这死亡是如此动人心魄，像是一曲赞歌能给予人长久的共鸣。

在这乏味而庸俗的世界，用生命来撞击那高墙，是一种激动人心的祭礼。

哪怕因为失败，而被嘲讽为愚蠢的热血。

也不能阻挡真正的理想主义者，俯冲，向着不朽的墓碑。

弗拉基米尔·阿诺德在沸腾的血光中低声说：“我们一生愧对祖国，如今我们必须勇敢面对！”他仰头看向了屋顶，仿佛从旗帜般浮动的红色中看到了曾经许下的誓言，“这也是我们对帝国主义的复仇。”